1983年腊月二十八半夜，县医院产房门口。 白炽灯管嗡嗡响，灯泡年久发黑。 我蹲在长椅边，头埋进膝盖。 产房里，杨婉如的声音越来越弱。 护士探出头：“难产，保大人还是保孩子？”我嗓子像砂纸磨过：“保大人。”院子里传来闷响，是我妈跪在腊月的砖地上求菩萨。 凌晨四点半，孩子哭了，哑哑的，像小猫叫。 杨婉如被推出来，脸色白得像纸。 她摸出一个信封塞进我手里，嘴唇动了动：“等没人的时候，再看。”信封薄薄的，轻飘飘的。 我攥着它，手指头捏得发白。 她躺在推车上，眼睛直直地望着我，里面有我说不清的东西。 01 腊月十四那天下午，我要是没出车间就好了。可我没出车间，人还是晕在了门口。 红星机械厂，机修车间。 我是主任，干了一辈子钳工活儿，手上有劲，腰板直，就是不招人待见。 三十岁没娶上媳妇，厂里有人背地里叫我“老光棍”，我听见了也当没听见。 车间门口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，风卷着一层碎煤渣在地上打旋。 那天下了最后一班，我正弯腰收拾工具箱，听见外面有人扯着嗓子喊：“有人晕倒了！” 我扔了扳手跑出去。 一个女人歪在车间门口的水泥台阶上，蓝布棉袄，头发散着，脸蜡黄，嘴唇没有一丁点血色。 旁边围了五六个工友，谁也没伸手去扶。 我认出那是杨婉如。厂办原来的秘书，马厂长的秘书。 三个月前，她还是体面人。 穿的确良衬衫，头发扎得整整齐齐，见人就点头笑。 后来厂里传出风言风语，说她不要脸，勾引厂长想转正。 再后来，她就被调去仓库管账了，肚子也一天比一天大。 丁长贵从后面挤过来，拽住我袖子：“师傅，走。这事咱们沾不得。” 我没理他，蹲下去把人扶起来。她身上的棉袄薄的，搭在胳膊上能透风。她整个人比我想的轻太多，后背硌手，触到的全是骨头茬子。 我把她背起来，往厂医务室走。 丁长贵追了两步，还是跟了上来，在后面撑着她的腰。 医务室的周大夫戴上老花镜看了看，说是营养不良加上受了寒，得送县医院。 我摸遍口袋，掏出十四块三毛。不够。 自行车骑回家，柜底翻出存折。 里面是我攒了三年的钱，一百三十六块五毛，原本打算翻修屋顶的。 我妈坐在堂屋里纳鞋底，看我换了衣裳又要出门，停下手里的针，问了一句：“ 下班了还往外跑？ ” 我说：“送个人去医院。” 她没再问，低头继续纳鞋底，针在头皮上蹭了一下。 县医院在城东，骑车子要二十分钟。 挂号、办住院，护士催了三回，让先把钱交了。 我蹲在缴费窗口前面的水泥地上，打开存折看了看那串数字，又合上。 窗台上有层灰，手撑上去留下一个手印。 等我办完手续回到病房，杨婉如已经醒了。 她平躺在床上，眼睛睁着，直直地盯着天花板上一条裂缝。 我推门进去，她偏过头来看我，那一眼，说不清什么滋味。 “于主任。”她嗓子哑得厉害，像是喉咙里塞了砂纸。 我在床边凳子上坐下，想问她好点没，张了张嘴，没说出来。 那天晚上病房里住了四个人，两个是感冒发烧的，一个是工地上摔断腿的。杨婉如靠在枕头上一动不动，安安静静的，像一截枯了的树枝。 到了后半夜，我困得实在撑不住，趴在床边眯了一会儿。 迷迷糊糊中，觉得手指头被什么攥住了。 睁开眼，看见杨婉如半撑着身子，一只手死死拽着我的手指头，指甲掐进我的肉里。 她像是做了噩梦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满是泪。 “你……救救我。”她说，嘴唇抖，声音很低，像是怕隔墙有耳。 我被她攥得发疼，没有抽手。 那天晚上我忽然想起我爹临终前说过的一句话。 他躺在炕上，咳得喘不上气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刚毅，爹这辈子没别的本事，就记住一样，能拉人一把的时候，就拉一把。” 我爹于长河，在杨柳渡口撑了一辈子船。1978年，为了救一个落水的姑娘，大冬天的跳进河里，落下了一身病根，两年后就没熬过去。 我攥着杨婉如的手指头，回了一句：“你睡吧。钱我交了。” 她看着我，眼泪顺着眼角滚落到枕头上，湿了一块。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管这件事。 后来有人问我，我也说不明白。 大概是因为她抓住我手的时候，跟当年我爹从水里捞出来的那个姑娘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。 都是那种，把所有的指望都压在你身上的眼神。 我没法不管。 02 杨婉如住到第三天，才断断续续把肚子里的东西倒给我听。 她说1982年春天，她被调到厂办当秘书。 马保是厂长，五十多岁，一双眼睛看人的时候带着钩子。 起初她以为是自己年轻能干，领导赏识。 后来才发现，马保每次让她去办公室汇报工作，总是把门关上。 她躲过，推过，也想过换个岗位。 但马保用一句话拿住了她：“你不干，有的是人干。你进厂的档案我翻过，杨柳渡口那事，要是传出去，你在这厂里待得住？” 她说那句话的时候，眼睛直直地望着墙上那盏白炽灯，声音平静得像是说别人的事。 我问她：“杨柳渡口，什么事？” 她没有回答，就那么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被人救过一次。” 我没有再追问。 后来她向我坦白了一切。 马保自称是当年救她的人。杨婉如感激他，心里纵然有百般不愿，也因为这份“救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