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卖掉房子和车去德国的第三个月，父亲打来了电话。 那天是汉堡的周四下午，天色从三点多就开始发灰。海风裹着细雨，敲在我租住的阁楼窗户上，像有人不停地用指节叩门。 我刚从学校的实验室回来，手上还沾着一层没洗干净的植物纤维粉末。 手机在餐桌上震动起来，屏幕上跳出“爸”。 我看了几秒，才按下接听。 “知遥啊，在德国还习惯不？”父亲的声音一如既往，开口就带着命令式的热闹，“那边冷不冷？你妈说你最近又瘦了。” “还行。” “吃饭了吗？” “吃过了。” 父亲像是没听见我的敷衍，停了两秒，忽然笑起来。 “跟你说个好消息。咱们厂今年效益不错，你弟说了，给你分红。” 我靠在椅背上，盯着窗外被雨水模糊的街道。 “多少？” “一千九。”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 “多少？” “一千九百块。整整一千九。”父亲的语气里有种刻意强调的骄傲，“你弟特意交代的，说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，给你分点厂里的钱。”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。 那双手因为实验室里的清洗剂有些干裂，指甲缝里嵌着白色粉末。为了来德国，我卖掉了住了五年的小房子，也卖掉了陪我跑客户的那辆车。 而我家那家经营了十七年的食品包装厂，在我离开前一周，父亲当着全家人的面交给了弟弟。 现在，弟弟给我一千九百块分红。 父亲还在电话那头说：“你赶紧给你弟打个电话，谢谢他。你弟有这个心，已经很难得了。” 我笑了一下。 “爸，厂子今年赚了多少？” 电话那头顿时没了声音。 过了好一会儿，父亲才说：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 “想知道一千九百块占多少。” “你这孩子，怎么一开口就是钱？”父亲的声音沉了下来，“你弟是看你在外面辛苦，给你一点零花钱，难道还得把账本寄给你看？” “我没说要看账本。” “那你就别问那么多。”他不耐烦地说，“给你就拿着，赶紧说声谢谢。你弟现在是厂里的负责人，不是以前跟在你屁股后面的小孩了。” 我看着桌边那只灰色马克杯。 杯子是我来德国前买的，出国那天，弟弟站在机场送我，嘴里嚼着口香糖，问我：“姐，你真觉得德国人会喜欢咱们这种纸盒子？” 我那时没回答。 因为我知道，他根本不关心德国人喜不喜欢。 他只关心父亲什么时候把厂子交给他。 “爸，”我轻声说，“我不用这笔钱。” “什么叫不用？” “我把钱退回去。” “你敢！” 父亲的声音突然拔高，震得我耳膜发麻。 “你弟好心给你分红，你还要退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出国了，学了两年洋文，就比家里人高一等了？” “不是。” “那你就马上给你弟打电话，谢他！” 他几乎是吼出来的。 “我不会打。” “元知遥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厂子是你弟的，他愿意分你一点，是看在一家人的份上。你现在在外面混得再好，也不能忘了本。” “厂子既然是他的，分不分给我是他的决定。”我说，“但我收不收，是我的决定。” 父亲在那边重重拍了一下桌子。 “你是他姐，拿他一点钱怎么了？小时候你吃的穿的，哪样不是家里给的？现在让你说句谢谢，就这么难？” 我闭了闭眼。 “我会把一千九退回去。” “你要是敢退，这辈子都别回来！” 这句话我从小听到大。 小时候我考试没考好，父亲说别回家。 高中填志愿不听他的话，他说别回家。 大学毕业后不愿意立刻进厂，他说有本事就别回来。 我曾经以为，这句话里有气话，也有舍不得。 后来我才明白，他只是习惯用“家”来控制我。 电话挂断前，他还在骂。 “你弟给你钱，你连句谢谢都没有。你这种性子，走到哪儿都没人愿意帮你！” 忙音响了很久，我才把手机放下。 晚上十一点，我登录国内银行账户，把一千九百块原路转了回去。 备注栏里，我只写了一句：分红请按正式账目结算，个人赠与不收。 转账完成后，我把手机扣在桌面上。 第二天一早，弟弟给我发来一段语音。 “姐，你至于吗？一千九百块而已。爸说你在德国花钱厉害，给你点钱是家里照顾你。你不想要就算了，干吗写什么正式账目？搞得好像我贪你什么似的。” 我听完，没有回复。 他很快又发来一条。 “还有，厂里的事你以后少操心。爸已经把所有东西交给我了，你现在是外人，别总觉得自己以前干过几年销售，就能指挥我。” 我把那两条语音保存下来，然后删掉了聊天框。 不是为了留证据。 只是因为我想记住，那一刻我终于清楚，自己在这个家里究竟被放在什么位置。 不是女儿。 不是姐姐。 是一个可以随时被叫回来干活，却没有资格参与决定的人。 我叫元知遥，今年三十二岁，未婚。 在去德国之前，我在国内那家食品包装厂工作了八年。 厂子不大，做的是烘焙、茶叶和地方食品的纸质包装。父亲当年从一台二手印刷机起步，后来慢慢添设备，接了几家稳定客户，日子过得算不上大富大贵，但一家人的生活一直不差。 我大学学的是视觉传达，毕业时本来拿到了南方一家设计公司的 offer。 父亲把我的行李从门口拎回屋里。 “家里的厂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，你学这个刚好能用上。” 我说：“我想先去外面工作两年。” 父亲脸一沉：“外面有什么好？给